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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者无疆 1.9 围啄的鸡群

时间:2019-06-10 18:02 作者:admin

行者无疆 1.9 围啄的鸡群

  1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,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:文艺复兴基本完成,近代科学开始奠基。  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,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,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,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。

 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。

在比萨出生,在比萨求学,又在比萨大学任教。

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,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,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。 家乡也愿意,愿意那么大,愿意那么斜,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。   但是,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。 不仅如此,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,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,好像对这座城市,他还要尽一点义务,哪怕是指挥交通。  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。  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,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,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,但教廷不许,年轻的托斯卡纳(暨佛罗伦萨)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,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“罪人”的,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,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。

 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,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,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,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。

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。

 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,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:“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,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?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?” 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:“您对人性的了解,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。 您的名声太大,这就是原因。

”  伽利略不解,尼科利尼又说:“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,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,奶妈说,鸡和人一样,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,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。 ” 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,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。

 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,是要伽利略读一份“忏悔书”。 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,他拒绝;但到最后,经过宗教裁判所的“严厉考验”,他还是“忏悔”了。   “忏悔”在罗马,而在佛罗伦萨,费迪南二世却说:“我只有一个伽利略。 ”  凭着这一切,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。 但他知道,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,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,造成了“交通堵塞”。 围啄,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。 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,即便让他指挥交通,也心甘情愿。

  2伽利略的忏悔,是跪在地上做的。

忏悔的中心内容,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,并且运动着。 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,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,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。 据他的学生文钦卓·比维亚尼回忆,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:“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!” 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,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,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。

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,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。

 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,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“异端嫌疑”,而且向教廷保证:……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,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、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。

 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,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,而是“自愿”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。  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,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“异端嫌疑”的人送上火刑柱,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。

 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,毫无顾忌地告密、揭发、反咬、围攻、卖友。

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,不仅能自保,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;如果不肯这样做,则迟早灾难临头。 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,使之蔓延膨胀,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。

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,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,就一涌而来,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。

 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,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“保证”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,忏悔却是确实的。

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?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。  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:伽利略“因为自己有理,而不得不请求宽恕”。

 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《伽利略传》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,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,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;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,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,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,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。  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,还是故意走曲线,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。

就个人而言,多年囚禁,终身监控,女儿先他九年而死,他后来又双目失明,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;就整体而言,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,这个案件“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,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”。

  事情很大,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“鸡群围啄”的原理有关。

 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,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,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。

 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,他宁肯面对敌人,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“鸡群”和失察的自己。 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,求得寂寞与安静。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,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。 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,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。   正是这样的事件,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。 看得多了,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“人”的问题,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,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,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,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。 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,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。  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,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,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。